川江号子是川江船工们为统一动作和节奏，由号工领唱，众船工帮腔、合唱的一种一领众和式的民间歌唱形式。重庆到宜昌1000多公里的长江江段俗称川江，航道艰险，险滩密布，礁石林立，水流湍急。重庆和四川东部是川江号子的主要发源地和传承地。
　　巴蜀境内，山峦重叠，江河纵横，交通不便，货物流通、客运往来，皆需木船载客运货，于是柏木帆船成为主要的交通工具，小的船有几个船工，大的有二三十个船工。艄翁又称驾长，是一船之主，众船工皆听艄翁指挥。在明、清时期，是由艄翁击鼓为号指挥船行，统一扳桡节奏。大约在清朝中期，才逐渐兴起号子，产生了专门的号子头。川江号子是川江船工们为统一动作和节奏，由号工领唱，众船工帮腔、合唱的一种一领众和式的民间歌唱形式。重庆市和四川东部是川江号子的主要发源地和传承地。
　　川江号子主要流传于金沙江、长江及其支流岷江、沱江、嘉陵江、乌江和大宁河等流域。这一带航道曲折，山势险峻，水急滩多，全程水位落差较大，特别是经险要的三峡出川，船工们举步维艰。川江号子正是在这种特殊的地理环境下应运而生的。
　　川江号子包括上水号子和下水号子。上水号子又包括撑篙号子、扳桡号子、竖桅号子、起帆号子、拉纤号子等，下水号子又包括拖扛号子、开船号子、平水号子、二流橹号子、快二流橹号子、幺二三交接号子、见滩号子、闯滩号子、下滩号子等，因此形成数十种类别和数以千计曲目的川江水系音乐文化。代表曲目有《十八扯》、《八郎回营》、《桂姐修书》、《魁星楼》等。《拉纤号子》、《捉缆号子》、《橹号子》、《招架号子》、《大斑鸠》、《小斑鸠》等。
　　川江号子的历史极为悠久，在四川劳动号子中最具特色。重庆、四川自古有舟楫之利，历代史籍对此多有记载。近年来，在沿江两岸陆续发掘出土的新石器时期的“石锚”、东汉时期的“拉纤俑”等文物都印证了川江水路运输行业的久远历史。而川江两岸的人文地理、风土人情、自然风光以及船运中的以歌辅工之俗，无论在民间歌谣还是在杜甫、李白等文人的诗歌中都是久用不衰的题材。学术界普遍认为川江号子是长江水路运输史上的文化瑰宝，是船工们与险滩恶水搏斗时用热血和汗水凝铸而成的生命之歌，具有传承历史悠久、品类曲目丰富、曲调高亢激越、一领众和和徒歌等特征。它的存在体现了自古以来川江各流域劳动人民面对险恶的自然环境不屈不挠的抗争精神和粗犷豪迈中不失幽默的性格特征。同时，在音乐形式和内容上，其发展也较为完善，具有文化历史价值。
　　号子头根据江河的水势水性不同，明滩暗礁对行船存在的危险性，根据摇橹扳桡的劳动节奏，编创出一些不同节奏、不同音调、不同情绪的号子，如船行下水或平水时，要唱"莫约号子"、"桡号子"、"二流摇橹号子"、"龙船号子"等，此类号子音调悠扬，节奏不快，适合扳桡的慢动作，也是船工在过滩、礁的紧张劳动后，得以体力精力上的劳逸调剂；闯滩时，唱"懒大桡号子"、"起复桡号子"、"鸡啄米号子"，此类号子音调雄壮激烈，具有强烈的劳动节奏特点，以适应闯滩的行船需要；船行上水拉纤时，要唱"大斑鸠号子"、"幺二三号子"、抓抓号子"、"蔫泡泡号子"，此类号子一般旋律性强，拉纤时船工很累，为缓解紧张情绪、统一脚步和力点集中的需要而形成了音乐特点；过险滩时，要唱"绞船号子"、"交加号子"、此类号子以激烈、雄壮的音调为特点。代表曲目有《十八扯》、《八郎回营》、《桂姐修书》、《魁星楼》等。《拉纤号子》、《捉缆号子》、《橹号子》、《招架号子》、《大斑鸠》、《小斑鸠》等。
　　在长年的唱号子中，形成了号子的不同腔型类别，计有四平腔数板、懒大桡数板、起复桡数板、快二流数板、落泊腔数板等。这些腔调中，号子头的领唱部分，节奏在规范中又有变化，小腔花音使用较多，带有一定的即兴成分，故有十唱十不同的说法，但总体上具有雄壮激越的音调，又有悦耳抒情的旋律，在行船中起着统一摇橹扳动作和调剂船工急缓情绪的作用。在三面临水、一面朝天的环境中，给贫苦的船工带来一点欢乐。
　　号子的唱词也很丰富，往往以沿江的地名、物产、历史、人文景观为题进行编创，具有丰富的知识性。如"川江两岸有名堂"。号子头编唱号子时，把沿江的滩口尽收于唱词中，过去的老艄翁、号子头因长年行船于长江中，不管水涨水落，沿江的明礁、暗堡，水经流速，牢记于心，积累了丰富的行船知识，保证了行船安全。因此，过去民生轮船公司、强华轮船公司、招商局等，把一些年富力强、非常熟悉川江水性的艄翁、号子头请到公司培训一下轮船知识后，便送到船上担任水手、引水，然后提升到领江、船长要职。
　　随着机动铁船的普及，以人工为动力的船只在一些干流河湾和支流小河中运行，川江号子生存发展的基础开始动摇，加之传承断裂等因素，川江号子面临濒危困境。抢救、保护川江号子，让它在民众中代代相承，对于丰富、发展中国水系音乐文化乃至世界水系音乐文化将产生积极的推动作用。
　　国家非常重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2006年5月20日，川江号子经国务院批准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自古以来，人们一直视川江航道为畏途。在千百年的木船航运时代，江上木船的动力来自船工的身体。每当逆江而上或者船过险滩的时候，船工们就得拉纤，而且，漫漫路途枯燥无味，需要精神调剂，川江号子遂应运而生。“巴渝民间艺术大师”陈邦贵13岁开始当船工，并师从久负盛名的彭绍清学习川江号子，他的演唱被同行誉为“川江号子正宗味”。在他看来，川江号子既是技术又是艺术，“那时的船全靠人拉，驾长如同汽车的方向盘，负责船只行走的方向；号子就像汽车的油门，控制船只的行驶速度。”因此，号子能够通过其节奏调节船工的用力，从而能够使船只顺利前行。同时，唱号子讲究嗓门亮、调子好、优美动听，因此，“也是一门艺术”。
　　长年从事川江号子研究、正在编撰《重庆市民歌集成》的77岁的彭孝纲老先生认为，川江号子时而激越时而舒缓时而风趣的转换，既能让当时的船工们解除愁闷、抒发情绪、调节身心，同时，因为船工大多是戏剧曲艺爱好者，川江号子也吸收了这些戏曲的一些元素，从而成为四川民歌的一个缩影，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川江号子是音乐化了的号令、是美化了的号令。”
　　学者连波在其著作《国乐飘香》中写道：川江船工号子犹如一个浓缩了的情感世界，川江船工号子成为中国传统音乐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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